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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以色列洞觀高新技術產業的崛起

        時間:2015-07-29 16:41:05 來源:安防行業協會 作者:未知

          上世紀90年代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異軍突起是中東乃至世界經濟的一個亮點。在這個國土面積狹小、自然條件和安全環境惡劣的土地上,2000年其高新技術企業已達3000多家、10年間以色列風險投資基金籌資累計近70億美元……以色列已被譽為全球聞名的“Startup Nation”和“中東的硅谷”。


          
          筆者認為,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有許多有利因素:創新主導的社會文化氛圍、人才資源、軍事部門的技術基礎、強大的研發能力、國際交流和合作、合作型政府等。而以色列政府推行的幾輪體制創新則是推動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關鍵。
          
          一、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的崛起
          
          90年代是以色列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中1990—1994年年均增長6.3%,1995年則達7.4%,后半期達4.4%。其主要動力就是工業出口,尤其高新技術產業。1995-2000年以色列工業出口(不包含鉆石)以13%的速度增長,其占GDP的份額也從14%增為19%,而其中高新技術產業的出口額已占70%以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也對以色列產業結構產生了巨大影響,服裝、制鞋、食品等傳統行業迅速衰落,而以技術密集和高度依賴人力資本為特征的新經濟卻變成了主導。
          
          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主要在于強大的本土研發能力及其掌握的一大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主要集中在兩大領域。
          
          1.信息通訊產業(ICT)。這是以色列最大的經濟部門,許多公司已經成為各自領域全球領先企業。2000年,該產業群貢獻了以色列經濟增長的74%,其中新興企業就貢獻了36%;其在以色列GDP中份額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高1.8倍,在出口中占的份額僅次于日本。
          
          2000年它占了以色列產品和服務貿易出口額(450億美元)的33%,達113億美元,占制造業產品出口額的50%,其中電子和通信產業占50多億美元,軟件產業為26億美元。軟件產業最能體現其發展超常規性:在20世紀整個90年代,軟件業出口以年均35%以上的速度增長,1990年為9000萬美元,1995年為3億美元,到2000年則增為26億美元。


          
          其出口值始終保持在總產值的2/3以上。以色列軟件業在網絡軟件、安全軟件、商業管理軟件及嵌入式軟件等領域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涌現了一批像AMDOCS、FORMUIA、CHICKPOINT那樣的著名公司。以色列軟件業以出口為主要目標,與IT業界的跨國公司結盟,1997-2000年3月,以色列有30多家創新公司被跨國公司購并,其中大部分即屬于軟件公司。
          
          2.生物技術產業。這是以色列優先扶植的又一領域。90年代以來,以色列生物技術產業也一直在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1999年約有生物技術公司150多家,從業人員4000多人。年銷售額從1988年的1500萬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3.86億美元,其中85%出口。2001年,受全球經濟和巴以沖突影響,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比2000年下降了約26%,但生物技術產業仍增長20%以上,產值突破8億美元;而投向生物技術領域的風險資本比例從2000年的14%猛升為21%。
          
          而且,從以色列良好的科技基礎(生物技術領域占有約35%的科學家、40%-50%的學術研究經費)、研發投入和風險投資猛增、大量重大研發成果出現、以美科技合作重點向該領域傾斜等一系列跡象來看,21世紀初,生物技術產業將成為以色列繼ICT之后的又一個支柱產業,以色列即將以生物技術大國的面目出現。
          
          此外,以色列在環保、新能源、航天航空、醫療設備、機器人制造等領域也表現不凡。
          
          二、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崛起的基礎和條件
          
          1.有利創新的社會文化氛圍。以色列極為不利的地緣政治環境決定了它必須走創新之路。而以色列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則成為創新的必要條件。另外,移民國家特性以及以色列廣泛的海外聯系和交流使以色列成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國家,乃多種文化交匯之地。這種特性使以色列得以進行多種多樣的試驗,并給創新提供源源不斷的素材和靈感,也使以色列人具備了形成全球廣闊視野的得天獨厚的優勢,有助于他們保持對世界先進潮流的高度敏感性和靈活反應的能力。
          
          2.豐厚的人才資源。這得益于猶太民族悠久的重教尚智傳統、以色列高度發達的全民教育體系和大量國外猶太人才(尤其90年代前蘇聯猶太移民)的回歸。以色列一直擁有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早在社團時期,就有近10%的巴勒斯坦猶太男子接受過高等教育,這個比例比1950年的美國還要高。而在當前以色列(含其他各族公民)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居全球之冠(約1.35%,約兩倍于美日),36%的成年人口受教育年限達到13年或13年以上。以色列勞動力中有20%是大學畢業生;它也是世界上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科學論文比例最高的國家(每萬人約110篇)。這是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根本原因。


          
          3.國防軍和軍工企業打下的堅實技術基礎。以色列國防軍向來重視科技強軍,早在國防軍建立之初,就建立起了“科學軍”?!翱茖W軍”經常需要在極為復雜、高風險的環境里迅速解決一些技術難題,因此,它培養了大批有良好的協作和信任關系、適應高風險、有很強的開發能力的科技人才。以色列也高度重視軍工企業,尤其60年代末法國對以武器禁運,迫使以色列大力發展軍工開發和生產以加強武器自給,并加強美以軍事合作。由于以色列國防軍在軍備方面要求甚嚴,而且以色列軍工還承擔著出口重任,因此,以色列軍工企業高度重視研發,軍事高科技技術迅速發展,并涌現了一大批與軍事有關的高新技術企業。據以色列經濟學家的保守估計,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軍工領域集中了約50%的以色列科學家和工程師。冷戰結束和中東地區的緩和推動了以色列軍轉民進程,大批軍事科技人才和軍工企業轉而開發民用高科技產品或興辦新的高科技企業。90年代以色列ICT產業的強勁發展,尤其在軟件、網絡、電訊等方面強大的開發能力就肇端于國防軍和軍工企業的長期科技積累。
          
          4.濃厚的研發氛圍和良好的研發條件。20世紀90年代,以色列成為國際研發熱土,除了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電訊基礎設施、發達的相關社會服務機構、高素質的人才及其對科技的熱忱等有利條件外,主要還可歸因于:(1)不惜在研發領域長期投入巨額資金。以1985年《產業研發鼓勵法》為依據,以色列工貿部首席科學家辦公室(OCS)對符合規定的企業(不論性質規模)研發項目提供30%-66%的所需資金。(2)相互協調、各顯神通的三路研發大軍。以色列政府各部所屬的科研機構承擔著各部業務范圍內的研發。90年代以來,以色列中小企業研發異軍突起,另外,跨國公司也看好以色列的研發能力,紛紛在以色列建立或擴大研發機構。(3)良好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機制。產業化和市場化是對研發活動的正向反饋,是科研成果實現其價值的決定性的一步。為此,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積極實施孵化器計劃、磁鐵計劃(主要面向高等院校)并啟動風險投資產業。此后,科技人才創業蔚然成風,科研成果產業化也有了強大的支撐。
          
          5.廣泛的對外經濟科技合作。以色列國小民寡,人力物力和市場規模有限,因此,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科技合作和交流,借助外部力量,取長補短,成為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條件。以色列是唯一一個與歐美均簽定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以色列企業可以比較順利地進入全球最大的市場。以色列政府與許多國家共同出資建立基金會資助合作研發項目,如美以之間有科學基金會、以德間有科學研究與開發基金會……以色列與許多國家(如美、奧、比、法、荷、葡、西、俄、中、印等)開展科技合作,參與了許多國際科學研究組織(如歐洲研究協調機構、歐洲核研究中心和歐洲分子實驗室)。以色列還鼓勵本國科技界參與國際合作和交流。對外科技合作使以色列受益非淺:就每萬人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而言,以色列名列全球第一;就論文被引用的情況看,以色列在化學、生物化學、物理學領域處于第二位,分子生物學領域列第四位。而這些論文有1/3是與外國科學家合作完成的。
          
          6.一個對創新事業充滿熱情的合作型政府。秉承猶太民族重智傳統及對科技在以色列生存和發展中的重要性的全民族共識,以色列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科教,推動科教興國。作為世界上對社會經濟事務干預最多的政府之一,以色列政府成為推動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關鍵力量:不遺余力地興辦教育、吸納全球猶太移民以儲備和開發科技人才;改善科技基礎設施,提供必要的社會中介服務;通過OCS對全國研發進行有效的管理;推動和參與國際經濟、科技交流和合作;慷慨地支持企業和科研院所研發并大力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推動競爭機制形成,激發科技人才的創新創業膽識和熱情等。以色列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推動作用尤其體現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的三輪大規模的制度創新上。
          
          三、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體制創新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色列就開始結合本國國情,由進口替代戰略轉向出口導向戰略,利用本國技術人才生產高附加值的技術型產品出口歐美;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0CS體制的推廣、研發資助向私營企業開放、科研體制由集中向分散的改革以及教育領域的相應調整都給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注入動力。但真正大規模的體制創新是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90年代前期和21世紀初三個時期,并導致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相應的發展高潮的出現。
          
          1.20世紀70、80年代:市場化改革——推動競爭、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復興。猶太民族本以商業民族著稱于世,近代以來他們一直處于資本主義的風口浪尖并富于企業家精神。但受錫安主義運動主流左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以色列長期所處的緊急狀況的影響,以色列建立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和準戰時特征的經濟體制:政府對經濟廣泛而有力的干預、高稅負高開支、公有制主導、保障充分就業、平均主義的分配、從搖籃到墳墓無所不包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且,以色列經濟對外援有嚴重的依賴。直到80年代,“以色列的經濟,像這個國家本身一樣,主要是計劃努力的產物,而不是發揮個人主動性的結果”。這種體制在富有理想、激情和危機感濃厚的老一輩開拓者占主導地位時,仍能順利運轉,并創造出經濟奇跡。但隨著以色列老開拓者們漸次退出以色列社會歷史舞臺、工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衰落、危機感的減弱,這種體制導致人們依賴政府和外援,抑制創新、敬業和企業家精神的弊端暴露無遺,并使以色列經濟在70年代末陷入嚴重危機。
          
          需要指出的是,整個70、80年代,面對國際范圍的經濟全球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沖擊,即使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以色列歷屆政府始終堅持了集中力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政策。對內主要表現在制定并實施《產業研發鼓勵法》(1985年),確立對產業研發進行資助的法律基礎,加大對產業研發的扶植。對外則主要表現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尤其研發全球化提供的機會,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加強國際技術合作。與美德等國成立雙邊研發基金會以及與眾多國家的科技合作就是從這一時期大規模展開的。
          
          2.20世紀90年代初:扶植中小企業、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90年代初,以色列為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進一步加大了科技教育、研發等方面的支持。此外,還推出了一些措施推動科研人才創辦中小高新技術企業,以實現產學研一體化,主要有:
          
          孵化器計劃。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針對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快但風險大失敗多、而大批蘇聯移民有技術但缺乏資本和市場經營經驗的情況,在1991年實施孵化器計劃。該計劃的宗旨和功能就在于:在企業最為艱難的初創階段從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每年15萬美元),還提供項目評估、籌資、行政管理、市場營銷、法律會計等各種必要的幫助,吸引其他私人資本和風險資本陸續介入,以幫助科技人才實現創業夢想,并形成新企業。這一定位能激發創業者創新欲望和膽識,并提供優越的創業環境。
          
          磁鐵計劃。90年代初,以色列高等院校強大的科研力量大多不問產業發展和需求,因而與經濟發展相脫節。為此,OCS于1993年推出“磁鐵計劃”,以支持企業與學術機構組成研發聯合體。這些聯合體可以得到多年(通常為3-5年)研發支持,額度為核準研發總預算的66%,不必償還。該計劃以競爭為基礎,對任何成立新聯合體的建議均予考慮,但只選擇經過評估排序后值得支持的建議。
          
          啟動風險投資產業。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風險投資業不僅能為高新技術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而且又能提供良好的管理和市場服務等各方面的增值服務,有利于提高高新技術企業的成功率,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在90年代初,以色列創新企業既缺乏資金支持,更缺乏企業管理和市場開拓能力,因而大量倒閉??僧敃r以色列風險投資極少,國外基金因懼怕風險太大和當地缺乏風險投資人才等原因不愿涉足以色列。在這種市場失靈的情況下,以色列政府積極介入。到2000年底,風險投資基金達到130多家;籌資額累積達70多億美元。風險投資業的崛起有力推動了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外資紛紛涌入。
          
          3.新世紀:重聚流散的高新技術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高新技術產業迅猛發展的同時,也一直存在一股不利于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逆流:高新技術企業、人才、技術向別國(主要是美國)流失,即以色列人所說的“high-techDiaspora”。這種狀況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以色列本土市場狹小,安全局勢不佳,缺乏市場經營管理方面的優秀人才,這些先天性的不足不利于以色列高新技術企業向大型化發展;由于以色列在非猶太裔人移民歸化以色列的政策方面非常保守,不利于其吸收別國優秀的科技和經營管理人才加盟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最糟糕的是,以色列對于國外投資者缺乏有效的稅收減免等優惠和激勵,而對國內投資者又征收了太高的資本收益稅(個人為50%,機構為38%),公司兼并稅也偏高,這些均挫傷國內外投資者的積極性和信心。不利的發展環境使以色列高新技術企業約有一半選擇到國外注冊發展,僅將研發中心留在本土;也有的企業無心做大,而選擇在稍有小成就被跨國公司收購,這又往往使開發出來核心技術和產業向國外轉移。這些情況導致以色列難以造就大型高新技術企業,還導致以色列稅源、科技人才和核心技術的大量流失。
          
          在世界經濟持續發展,尤其90年代美歐高新技術產業迅猛發展時期,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也跟著一起快速增長,前述問題尚屬瑕不掩疵。但2000年開始的曠日持久的巴以沖突、世界經濟衰退尤其美國高新技術產業不景氣給高度依賴于國際市場的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帶來沉重一擊。跟2000年相比,2001年高新技術產業產值、風險投資縮減額均在25%以上,高新技術產品和服務出口驟減,大批中小高新技術企業因為籌資困難而失敗。
          
          高新技術產業是以色列經濟發展的希望所在。困境迫使以色列改革不合時宜的制度。以色列又一輪大規模的制度創新拉開了序幕,其標志是2002年7月25日歷時數年討論和修訂的《以色列稅收改革法案》獲得通過。這是以色列稅收體制的一次革命性變革,涉及的領域廣泛。其中對“主動性資本(如風險投資、證券交易、直接投資等)收益稅”作了重大調整,以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加強與國外的科技合作——最為突出的就是近年來與美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合作大大強化了;鼓勵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更緊密的戰略聯盟以實現優勢互補;還在討論放寬對國外高新技術人才移民以色列的限制等。隨著世界經濟尤其美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復蘇和巴以局勢緩和,以色列高新技術產業可望迎來新一輪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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